格雷戈里?納吉是個妙人。他已經到了能稱為古來稀的歲數，但一雙圓圓的眼睛里仍然閃爍著狡黠的光芒，頭發永遠像是剛經歷一場風暴，還有講到興起就手舞足蹈的習慣，看起來與年輕時也沒什么差別。他在哈佛大學教授希臘古典文學，這也就意味著，他有著真正的學者式的講究和絮叨：要是有人問他對未來的看法，他必定會從荷馬史詩跟那些遙遠的戰爭開始講起。

納吉不寫暢銷書，也不常上電視，但他學識淵博演講生動，所以深受學生歡迎。尤其是他從1978年開設的“希臘古典文化中的英雄概念”這門課，從詩歌、悲劇一直講到柏拉圖式對話，內容豐富且絕不呆板，而且相對比較容易拿到好成績，所以每個學期都會有數百個學生申請選修。不過，今年春天，納吉的課程的選修人數卻超過了31000人。這是因為他把課堂搬到了網上—以時下最流行的MOOC形式。

MOOC的全稱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就是讓大學開設網絡課程，允許全世界的學生都通過網絡來進行選修。許多人說，這是高等教育的未來。

比“名校公開課”更先進

教育者們知道，要讓學生扎實地學到東西，這依賴于教學的質量控制，而非環境控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技的發展，人類也在逐步實驗著新式教育的可能性：最早的函授課程出現在19世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教育廣播問世；1971年，采用電視授課的英國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招收了第一批學生。互聯網的出現，讓遠程教育得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89年，菲尼克斯大學為它的遠程項目增添了撥號上網支持服務。但一直到21世紀初，世界上大多數人對互聯網的態度還是猶豫大于了解，更遑論網絡教育了；哈佛曾設立過一個名為“哈佛之家”(Harvard@Home)的項目，上面集合了不少優秀的教學及報告講座的視頻，但由于反響始終不夠熱烈，哈佛大學在2008年中止了這個項目。

這兩年，以TED會議演講為代表的“網絡公開課”風靡世界，各大名校的各項公開課在互聯網上以視頻形式傳播，學生們可以自由觀看名校的課堂錄像，并從中學習新知。然而，在MOOC的支持者看來，這遠非一種高效的教學方式，因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是單向的，盡管像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會隨視頻配套布置作業，但學生做完作業后無從得知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在上完課之后也不會得到任何憑證。

納吉一開始以為MOOC也差不多就是類似的東西。他最初的想法就是，用24堂課來完成整個課程，其中每堂課的授課時間都不超過1個小時，然后他再把它們分成更小的章節，因為人的注意范圍是很有限的，如果太長的話就容易走神。但在實驗的過程中，他發現，這樣遠遠不夠。

“我對自己說，天哪，格雷戈里，你已經被體制給慣壞了。”他說，在哈佛，上大課的老師通常都會有自己的助教，而助教們可以幫忙引導討論小組，還會幫忙批改作業，但在MOOC里面，這是行不通的。事實上，對于這些傳統教育的環節，MOOC都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

傳統的討論小組和學習小組用在線論壇的方式重現，每門課程都有一個專屬論壇，然后每個單元也有獨立的討論版塊，學生們可以在那里交流學習心得和感想；課堂測驗采用在線問卷的形式，學生們需要自覺保證遵守誠信守則(Honor Code)獨立完成測驗，然后即時獲得自己的分數，答錯了的題目旁邊則會出現正確講解；閱讀材料都是在網上能找到的，當然，如果學生們愿意的話，他們也可以購買紙質版本；至于作業，有時候就需要進行同伴審查(Peer Review)。

還有，網絡公開課是什么時候都可以看的，但MOOC有一個類似于“學期”的概念。學生們必須要像大學時候選修課程一樣，提前了解每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和學時安排，然后根據自己的需求申請選修。而且如同所有課程一樣，它也有期中和期末考試，而總分則由平時測驗、作業、閱讀和考試成績構成，待到結課后，獲得及格以上分數的學生能得到“證書”(Certificates)，甚至是特別的“學力證明”(Distinction)。

從去年開始，MOOC就逐漸席卷全球，成為了教育界最新最熱門的話題。這場革命是由美國頂尖名校掀起的：2011年，在斯坦福校長公開宣稱“數字海嘯將會把傳統大學教育掃蕩殆盡”之后，該校教授、谷歌實驗室元老塞巴斯蒂安?斯隆與另外兩位機器人專家共同創辦了MOOC課程平臺Udacity，斯隆還將自己教授的人工智能課向全世界開放，結果大獲成功。2012年，斯隆從學校辭職，成為Udacity的CEO，專門幫助大學制作MOOC課程。之后，哈佛大學與一向致力于網絡教育的麻省理工學院結盟，將原本的MITx改造成edX；與此同時，兩位斯坦福大學的科學家創辦了一個叫做Coursera的MOOC學習平臺，也吸引了許多知名美國院校加入。隨后，谷歌也推出了Open Course Builder，試圖加入這場爭奪戰，但在目前的MOOC市場上，仍是Udacity、edX和Coursera這三家由頂級大學教授開辦的平臺最為知名。

“成本病”的良藥

現在的美國有兩種大學，一種是我們在電視上看見的那種所有人都在微笑著的精英學校，而另一種則是沒錢沒資源、師資欠缺而且輟學率奇高的社區大學。不幸的是，80%的美國大學生，上的都是后面那種學校。

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跟威廉?博文提出了一種叫做“成本病”的理論。他們指出，一般行業在普遍薪酬提高的時候，他們的生產效率也會提高，但教育或者藝術這樣的行業卻并非如此，比如說，現在哈佛大學教授的工資可比一百年前高多了，但他每堂課上所面對的學生卻并不比一百年前更多。

博文在1972至1988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然后，他加入了一直致力于幫助文化與教育事業的梅隆基金會。去年在斯坦福大學的系列演講中，他公開表示，他將網絡教育視為“成本病”的對癥良藥：如果哈佛、斯坦福跟普林斯頓這樣的學校能通過網絡將自己的課程開放給更多的學生，它的教育產出效率就會大幅度提高，也不會有學生有搶不到熱門課程這種憾事發生。最好的一點是，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精英和大眾終于可以找到銜接點，互助互利地運營下去：精英大學可以為社區大學提供資源，在這個過程中也讓教師們得到鍛煉，因為教學本身能訓練教師；而社區大學，則可以利用這些在線課程，讓他們自己的學生得到第一流的教育。這是共贏的局面，如哈佛人常說的，“潮漲萬舟升”。

另一方面，MOOC的出現，讓“終身學習”變得更加容易，讓那些因為種種現實困難而無法實地求學的人得到學習的機會。斯隆在辭職創業之時，曾給我們講過他那次偉大“實驗”的故事：當時，他宣布將自己教授的人工智能導論在網絡上以MOOC形式公開，其內容完全與其在斯坦福所教授的一致。然后在2011年10月到12月間，總共有16萬學生申請注冊了那門課。在那堂課上，光是來自立陶宛的學生，就比斯坦福的學生還要多；還有一些學生住在阿富汗，他們需要穿越危險的戰區，才能找到地方上網，以完成他們的作業；有年輕的單身母親，她們的家庭受到了重創，但依然保持著對學習的信仰，并堅持完成了課程。等到課程結束的時候，數以千計的學生獲得了及格以上的成績，其中的248位得到了滿分——在整個課程中，他們連一道題都沒有答錯過。這248位全部是通過網絡上課的學生，沒有一個來自于斯坦福。

對于那些參與其中的教授來說，MOOC則讓他們有了成就偉大的機會。當納吉決定將課程MOOC化的時候，他思考的不僅僅是全球化，還有“知識永生”。“像哈佛這樣偉大的教育機構將擁有動態的存檔，這樣，就算在我死之后，這堂課的部件也依然能夠跟后世的教師及研究者交流互動。”納吉說，“阿基琉斯在《伊利亞特》第九詩篇第413行說，吾將赴死，然此志將綻放如繁花，永不枯萎。”

是學習亦是交友

對于教育業來說，MOOC很可能會帶來一場翻天覆地的教育革命。許多人為之感到興奮，但也有不少人，對此仍然心存疑慮。4月中旬，阿默斯特學院拒絕加入一個MOOC項目；圣何塞州立大學的哲學院院長則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哈佛教授邁克爾?桑德爾，抗議桑德爾將“公正”這門課變成MOOC課程。“這完全無法解決我們在教育上的任何問題，”這位哲學院院長在信上說，他擔心這會讓圣何塞州大學的教授從教室的主角變成一個“華麗的助教”，“而且只要想到全國所有學校教的‘公正’課都一模一樣，這實在是挺可怕的。”

他們擔心的是教育的同質化，更擔心教育產業如同某些制造業一般，被少數大型機構所壟斷。在決定要不要加入MOOC時，阿默斯特學院舉行了一次內部投票，結果有超過60%的人反對。作為全美最出色的文理學院之一，阿默斯特一直保持著“微型”規模，他們全校只有1000多個學生，而任何一門MOOC課就可能有數十倍于此的人數。

“我很擔心它會帶來什么后果，”阿默斯特的宗教學教授大衛?韋爾斯說，他最開始也想把自己的課搬上MOOC，但隨著他越了解深入，他的擔心也就越多，而edX派來介紹的工作人員根本無法說服他。“有個edX的人跟我說，‘這個項目是由哈佛跟MIT贊助的，他們不會傷害高等教育！’但我想到的卻是數次金融危機，當時的小型機構也在想，‘哈，沒關系的，反正高盛跟雷曼兄弟也在這么做。’”韋爾斯擔心，這會削弱學術界的百花爭鳴，讓話語權落入少數幾個明星教授身上，“如同高等教育版本的巨型堂會運動。”

哈佛大學德語教授彼得?伯加德所擔心的問題則要更深遠一點，他擔心MOOC會削弱弱勢學校的競爭力，最終導致教育界的全面沒落。“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南達科塔州大學讀書，他們正陷入資金短缺的窘境中。這時候，他們突然發現可以借用哈佛的MOOC課程，這樣每個學期只需要花3000美元，讓學生們按這個上課就行了。于是他們會裁員減薪，漸漸地，這個大學就會沒落，而那些大一點的、沒那么窮的學校也會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沒落。”他說，“于是隨著學校的減少，能提供的崗位也就減少了，博士生冗余，于是就沒那么多人愿意去讀博士了—你能想象這之后會是怎么樣。”他假設，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到最后，整個高等教育都完蛋了。

當然，這頗有杞人憂天之嫌，哈佛教務長邁克爾?史密斯說，他們會跟引進MOOC教學的學校密切合作，而未來的教育既然會迎來革命，其設置的崗位也不必與今時今日相同。歷史的大潮襲來，它終將找到一個出口。

然而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MOOC的支持者所無法解答的：眾所周知，如今人們上大學并非僅僅為了獲取知識，也同時為了獲取人脈。如果你20歲的時候上了達特茅斯學院，你可能會在凌晨一點時跟兩個穿著拖鞋牛仔褲的同學一起吃外賣，25年之后，他們之中的一個是IT巨擘的CEO，而另一個則成為了國會議員。所謂的“精英教育”，有時候更重要的是“進入精英社會”，而不是在課堂里學到什么。比如說，像比爾?克林頓這樣在阿肯色州低層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如果沒去喬治敦、牛津和耶魯上學的話也可能會學到相等的知識，但他永遠不可能成為總統。